我从小出生在云南，由于父母所在部队的援疆任务，6岁时又跟随他们去了新疆。从西南边陲的风花雪月，到西北边疆的大漠风光，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塑造了我的人格。

  我是苗族，在我出生的地方——大理，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喜欢在蝴蝶泉边载歌载舞。那时候就觉得这些唱歌跳舞的叔叔阿姨们非常了不起，真是应了那句话，“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种环境下我也耳濡目染了许多，像《大理三月好风光》《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这样的歌曲，我从小就爱听，就爱唱。这也给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新疆以后，我感受到了与西南地区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反差。我们当时所在的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融合地区，除了大家熟知的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等等。虽然我本身是苗族，但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觉特别有意思。

  在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围里长大，听不同的歌曲，跳不同的舞蹈，品尝不一样的美食，我被少数民族同胞们热情、质朴的品格所打动，同时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对艺术与生俱来的热爱。他们真的是把艺术渗透在生活里，融入到生命中。特别是每到一些人生大事的节点，他们都会有一种仪式感，用艺术的形式去迎接和庆祝每一段人生旅程的到来。

  比如尔族的婚礼，记得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看到穿着华丽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街上打起手鼓唱起歌，新郎新娘坐在敞篷式的花车里穿过人群，接受祝福，分享快乐，这幅美好的画面一直深深刻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待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正是这样的文化场域造就了我外向开朗的性格，也是我一直以来从事艺术的情感源泉。

  后来上了大学，我又来到首都北京，感受到这种近在咫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熏陶。当时我经常去广场看升旗仪式，也喜欢到故宫长城这样历史积淀深厚的古迹去游览，这样的经历不仅让我对祖国的概念更加清晰深刻，更加深了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就像我后来的一首歌《国家》中唱的那样，“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是有了这样的体会，才让我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些歌曲的精神内涵。

  我唱过很多主旋律作品，像《五星红旗》《民生》《歌唱新时代》，很多都成了我的代表作，有些还因为超高的点击量上了热搜，传唱度很高，老百姓也很喜欢。我觉得，其实这些主旋律的音乐，能像流行歌曲一样传遍大江南北真的很不容易。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这些作品有多么高大上，而是真的能接地气，润物细无声地唱到他们心里去。

  带着这些作品，我也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红旗歌唱家”，备受大家的关注与喜爱。这让我一直坚定信心坚守在主旋律歌曲的阵地上，为祖国歌唱，为幸福生活歌唱，为一种真善美的情感去歌唱，成为一名真正的正能量歌唱家。

  1996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不间断地参与一些文艺下乡的慰问演出活动。每次站在基层的舞台上，看到农民观众围着我们坐在场院里、石头上，聚精会神地欣赏我们的表演，我就感到自己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精神食粮”，一种价值感也就油然而生。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江西一所学校做慰问演出，那里的冬天特别阴冷，我看到很多当地的孩子还穿着夏天的凉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就主动找到老师，把行李里面带的一些吃的喝的还有一些钱留给了那所学校。我们一行当中很多人都被这种情绪感染到了，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并不是想作秀或者有什么目的，就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感情，想要帮助这些贫穷的地方的孩子们。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具体、更便捷的平台，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有空余时间就可以去参与的公益活动。直到2012年，我成立了“刘媛媛公益音乐课”，在新疆、甘肃、云南、江西、宁夏等很多边远地区做音乐支教，用歌声给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也为他们点亮梦想和希望。

  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第二小学是我很早就关注的一所学校，自从“公益音乐课”设立开始我就去过好几次。几年时间里，我眼看着它从一所桌椅都破破烂烂的乡村学校，建设成设施齐备的现代化小学。校园里盖起了大楼，教室桌椅焕然一新，窗明几净，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才真切感受到，良好的教育条件对这些贫穷的地方的孩子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后来，我在这所小学除了讲一些公益课之外，前后又捐助了一些学习生活用品和音乐器材等，还在当地建了一所少年宫，尽可能让那里的学生也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接受正规良好的音乐培训。在此期间，我还发现了几个音乐上的好苗子，我就有意识地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培养他们。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音乐公开课”，也是以知识普及和普通人圆梦为主题的，我也一直在参与。我就把这一些孩子也请到央视舞台上，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

  在北京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们见了一些艺术方面的资深老师，带他们参观了录音棚，孩子们带着光芒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节目播出的时候，孩子家乡的村民很多都在收看，整个村子都兴奋起来了。对于我来说，能让这一些孩子的人生变得更好，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成就。

  通过“公益音乐课”，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几十个县域的乡村学校，也包括很多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带。这么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艺术之路和我们的祖国民族的发展脉络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有了一些代表作之后，我萌生出一种想法和信念，也是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为时代服务”，用我们的作品讲述时代的风风雨雨、发展变迁。我也很高兴通过这一种方式成为一名时代的见证者，让自己的歌曲成为记录这种时代发展的载体。

  2017年10月，我被聘为“中国扶贫宣传形象大使”。在这片不平凡的攻坚战场上，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之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作为文化扶贫一线的代表之一，我也特别想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从那以后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跟随扶贫干部去了七十多个县，村村寨寨就更多了，也主动放弃了很多大型演出的机会。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很庆幸也很荣幸拥有这段经历，不仅让我在一线经受锻炼摔打，更让我亲眼见证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对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特别是听到老百姓跟我说，“我们家搬进新房了”“我儿子有工作了”“我们家买新电视了”，看到他们在我面前含着眼泪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由衷地感到一种喜悦。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一名叫谢嘉成的少年，他的家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因为奶奶患了重病，花去30多万元的医疗费，当时家里被识别为蓝卡贫困户。但是孩子很有音乐天赋，也喜欢唱歌，我就一直关注着他。直到2017年2月，井冈山市成为全国率先实现脱贫“摘帽”的贫困地区，谢嘉成家也通过各种政策帮扶顺利脱贫，我能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性格也逐渐从腼腆内向变得阳光开朗起来。

  也是在这一年，德国汉堡G20峰会前夜，汉堡举办了我的个人专场音乐会“共享美好世界”，我就把谢嘉成也邀请到了这个舞台上，在拥有百年历史的莱斯音乐厅，我们俩一起演唱了一首德文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他自己也单独演唱了一首歌。当时听我们唱歌的观众有三分之二都是欧洲人，现场的反响很好，谢嘉成还将自己一家人脱贫的真实经历讲述出来，引起了国外多家媒体的报道关注。大家在感动之余，也赞叹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确实很伟大，是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的壮举。

  从2016年到2021年，每年央视的脱贫攻坚主题曲我都参与创作演唱，其中有一首歌叫《最美的约定》，当时也被选为央视大型政论纪录片《摆脱贫困》的片尾曲。记得2021年，我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时候，这首歌是唯一的暖场音乐。

  “翻山越岭，一颗心，念着贫穷的百姓。日出东方，让阳光，照亮渴望的眼睛……”当我唱出这些歌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仅用声音在唱，更是把这几年来的感触和感情唱进去了，那些村村寨寨的往事在那一刻涌上心头，真的就像在诉说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为《摆脱贫困》选主题曲的时候，其实有一百多首歌曲作为候选，央视的导演组也是一首一首地听。但一打开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说这首歌真好听，其实是感受到了一种共鸣。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把一首歌唱好都没有问题，最宝贵的是歌声中能带入自己这么多感情。

  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愿意多去乡村走一走，特别是想再回到那些村庄看一看。那里已经成了我非常熟悉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成了我非常牵挂的人。我想我再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觉到特别亲切，我对他们也是一样的。

  除了艺术作品之外，我还是希望把我的公益活动办到这些村子里去，把更多城市里面现代化的，新鲜时尚的信息带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与他们尽情地交流分享，同时也把乡村里发生的故事讲到外边去，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关心农民。

  我是作为少数民族界别的文艺工作者参与到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中的，所以我的提案主要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今年全国两会上，我提出了“发挥文艺的独特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议。其实，像“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这样的概念很大，让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去理解并不容易。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在基层一线的历练，我了解到其实他们对文艺特别爱好，用文艺的形式就很容易跟他们走近，与他们沟通。包括我们的一些民族政策，如果单单是写在纸上，可能效果是有限的。但要是通过唱歌跳舞等等这种有形、有感、有情的方式，老百姓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是“发挥文艺独特作用”的意义。

  比如今年，我们在新疆喀什举办的春晚分会场，现场的反响就非常热烈，老百姓的反馈也很好，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想上台唱一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凝聚了一股精神。喀什地区也是去年我们参与调研的地方，那里有97%的老百姓都是尔族人，普通话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其实是有待提高的。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当地通过念唐诗、唱流行歌曲这些感性的方式，去推广教育的效果就比较好。

  其实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原生态歌曲，风格不同，或歌唱爱情，或颂扬友情，在当地特别流行，唯一的遗憾就是歌词太老了。我就想把这些歌词改成符合我们现代人审美的语言，配上当地原生态的音乐，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唱，无形当中就会提升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有一次我们去内蒙古调研，发现当地群众都很会唱歌。其中有一首民歌调子很好听，是歌唱男女之间爱情的主题，用女子的语气向心中的“帅哥哥”表达思念之情。原曲是用蒙古族语言，很多外地人听不懂里边的含义。我就建议他们把歌词再改一版汉语的，果然传唱度就提升了。不仅当地人爱听爱唱，慢慢也传到了很多外部地区，通过这样的形式，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也被更好地传下来了。

  我觉得，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一个过程，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创新方式方法，不可拘泥。在民族地区，其实很多民间传统文化往往是口口相传的。随着传承人逐渐老去，民族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在很多地方，年轻人传承本土文化的积极性并不高，但他们喜爱一些现代时尚文化元素，我就曾提出建议，利用数字化手段，创新民族地区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式。比如民族地区逐步建立数字化民间传统文化数据库，将历史、建筑、艺术、服饰、文物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录入数据库，依靠新媒体技术，推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用我们苗族举例，苗绣就是一种传统民族文化的载体。为了让苗绣等民族手工艺更好地“活”在当下，我曾建议梳理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元素，嫁接到现代人生产生活中。比如将苗绣应用到文创产品中，做成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再比如促进手工苗绣与新型绣机结合，让它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绣娘们也能靠自己的一双巧手过上幸福生活。

  一路走来，我帮助过一些人，也在不断地被别人帮助。特别是一些陌生人的帮助，让我感觉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所以一直以来，我愿意把自己的这份幸运带给更多的人。

  记得很久以前，我还在新疆读书，上高中三年级。当时我想考音乐学院，但我妈妈一直不太同意。当时我家里只有爸爸是搞过文艺的，每当别人放假了，他就要出去演出；别人下班回家吃饭，他就要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整个作息时间和一般的情况都是反着的，所以我妈妈就不希望我从事文艺工作。

  但我的态度比较坚决。虽然当时我的文化课成绩也不错，大概率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我还是执着于考专业的音乐学校。只要能让我唱歌，徜徉在音乐的海洋里，不管有多累我都感觉到很开心、很幸福。所以后来我妈妈也让步了，说先带我到西安音乐学院试一试。

  而当我们从乌鲁木齐坐着火车到了西安之后才知道，学校的招生日期推迟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紧张备考分秒必争的高三，我很难再有机会出来参加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记得我们返程的那天早晨，西安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们暂住在乌鲁木齐驻西安办事处的房间里，正在沮丧的时候，房间门被一个陌生人敲开了。仔细一看，是我们来时火车上的一个车友，当时一起聊天的时候知道我是来考音乐学院的。他跟我妈妈说，“赶紧带媛媛去北京，现在有很多北京的音乐学院正在招生！”还送来了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我妈妈也没有犹豫，立刻带我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来到北京之后，我就真的考上了，如愿以偿地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因为当时通信不发达，我们没有来得及记下那个陌生车友的手机号，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很多年过去，在我唱完第一个代表作《五星红旗》以后，我还试图通过西安的报纸寻找这个好心人，但一直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消息。而我一直觉得，这两张车票就像是我通往艺术之路的入场券，埋下了我人生轨迹第一个幸运的伏笔。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总感觉自己始终是被爱和善意包裹着的。每当我遇到挫折和困境，比如刚上大学时的不自信，比如到歌舞团之后经历的迷茫期，但只要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就会重新阳光起来，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努力。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爱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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