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晓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超凡（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将首先基于“国潮”的主流概念及其使用情况，辅之以知识元检索、引文检索，逆向推究“国潮”的相关概念，形成概念群，经历时性梳理呈现概念体系；其次，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聚焦各概念的生灭流转、竞争博弈，解读其间的共时性关系，以期透视晚近以来中华文化演进、传播的机理。

  习文化思想聚焦新的文化使命，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作为文化传播领域的高频词，“国潮”在过去十年关注度上涨528%。[1]正因如此，学界和业界围绕“国潮”的定义、属性、发展动力、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存有众多疑问与争论。由于缺乏对“国潮”出现时间的确切考证以及“整体史”的研究，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影响了对其研究价值的评估，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拓展。

  人们一般认为“国潮”肇始于2018年天猫发起的“国潮行动”，后经一系列媒介事件的推动，“国潮”一词广为人知，2018年也被认定为“国潮元年”[2]。然而，经考证该词最早出现在1920年6月《清华周刊》增刊六对《国潮周报》的介绍中，且此时的“国潮”已出现了具体的含义。“元年”原指“纪年的第一年”[3]，后转义为“某个事物或事件开始发生的时间”[4]。据此，“国潮”元年应当为1920年而非2018年，“国潮”是含有历史感的词汇，并非纯粹的新词。所以，如要回应上述问题，除拆解词汇外，更应当以概念史的学术逻辑对其展开整体性考察。

  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人物科塞雷克指出“概念即历史”。概念史方法关于“概念”的首要研究预设是强调“概念”的历史性、偶在性和易变性。[5]“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6]换言之，通过概念史方法研究“国潮”，需要将其置于概念网络当中，考量此概念网络中各概念的历时性状况，解读其间的共时性关系，以期探及深隐其后的文化及政治意义。

  概念史方法介入新闻传播学研究虽已近十年，却是在最近三年开始升温，研究成果主要致力于五个方向：“学科元概念研究”，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7]；“中外概念对译研究”，如“电视”[8]；“外来概念跨文化演变研究”，如“出版”[9]；“本土概念变迁研究”，如“小骂大帮忙”[10]；“今词今语概念使用与变迁研究”，如“网红”[11]。这些颇具建设性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力借鉴，但也诚如概念史学者黄河清所言，学界在词源考证上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今词今语”的概念史研究相对薄弱。

  相比之下，“国潮”的特殊性在于它虽首现于晚近时期的中国本土，但其概念发展主要在传媒与技术高歌猛进的近十年，因此，这里将借鉴国内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孙江的研究范式，试图“从人到猴”进行回溯，即基于“现在中心主义”原则，在确认概念的当下含义后，以逆推的方式探讨其来路。[12]所以，本文将首先基于“国潮”的主流概念及其使用情况，辅之以知识元检索、引文检索，逆向推究“国潮”的相关概念，形成概念群，经历时性梳理呈现概念体系；其次，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聚焦各概念的生灭流转、竞争博弈，解读其间的共时性关系，以期透视晚近以来中华文化演进、传播的机理。

  “概念没有固定的含义或本质，而是有条件的变化实体”[13]，同时，“概念是对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14]。概言之，概念就像从“本尊”中变化出的众多“分身”散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中，虽各不相同，却难离其宗。

  整合当前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国潮”的界定和使用，一种观点从“国货”“国潮”的关系出发，认为“国货，尤其是新国货与国潮的概念并非泾渭分明，只是国潮对潮流、时尚的推重更为明显”[15]。一种观点认为，“国潮指的是国风潮流”[16]，“‘国潮’‘国风’是以民间传统文化为根基，将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元素有机结合得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17]，此类定义将“国潮”“国风”进行了绑定。有观点从消费的角度界定“国潮”，认为“国潮”是一种流行风尚，是追求中国风的一种消费习惯，[18]这里注重的是“中国风”的文化消费；认为“国潮”是指蕴含中国文化、融合潮流元素，符合时代需求的国货品牌及其消费潮流，[19]此处凸显国货品牌的物质消费。另外，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国潮研究报告》提出，“国潮”最初指代狭义上的特定品牌，即由中国本土设计师创立的潮流品牌。[20]

  除整理、比对“国潮”当下的主流定义，还可以借知识元检索、引文检索的辅助，推究出“国潮”的相关概念为“国潮风”“中国风”“国风”“国货潮”“中国潮”，它们共同构成了“国潮”的概念群，“国潮”概念体系由此生成。经考证，“中国潮”“中国风”出现于17—18世纪的欧洲，在概念群中最早出现。后经百年，其他概念才从1910年开始在中国本土出现，并由此展开了“国潮”的百年概念史。“中国潮”“中国风”“国风”“国货潮”“国潮”等经历了概念生成、博弈、替代、再概念化、消亡等漫长的百年历史进程（见图1）。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群中各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概念史方法考量研究对象的重要标准。由于《诗经》中的“国风”与此概念群中各概念间的联系过疏，因此，这里并不将《诗经》中的“国风”纳入讨论之列。

  “国潮”概念群中最早出现的是“中国潮”和“中国风”。“中国潮”（Chinoiserie）是17—18世纪间流行于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它既是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21]“中国风”正是在17—18世纪的“慕华思潮”中孕育而生，并逐渐流行于或者说被限制于装饰设计美学领域。

  “中国潮”首现于法国，它出现的时代正是中国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时期。中欧之间的交流唯有商品贸易这种单一的形式，遥远的、神秘的“东方想象”赋予中国商品特殊的“文化消费价值”，穿中国丝绸、喝中国茶、读孔夫子的教言俨然成了当时欧洲上流知识精英阶层对高贵、奢华、文明的向往。其扩散的经济基础和原始动力是“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以及欧洲商人力图将中国商品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的商业努力”[22]。当中国商品被视为奢侈品时，它仅是欧洲上流社会追逐、把玩的一种异国情调，是属于精英阶层的中国时尚；但当逐利的商人将原本的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带入寻常百姓家时，中国商品便与欧洲本土商品形成了竞争关系。商贸上的竞争及时地反馈到文化领域，当欧洲本土商品可以替代中国商品时，曾经在神坛之上的中国货开始被污蔑、贬低和排斥；继中国制度、儒家文化为启蒙运动做了“思想嫁衣”之后，充斥于“中国潮”后半段的主题词便是贬抑、厌恶与遗忘，最终在1750年前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国风”的出现，正是“中国潮”受到贬抑的结果，也是这场退潮的表征。

  彼时的“中国风”流行于欧洲装饰美学中，“是指一种追求中国情调的西方图案或装饰风格，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有应用，中国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风格，它是从属于欧洲巴洛克和洛可可的一种艺术风格，有其特定的内涵，这种风格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想像（象），又掺杂了西方传统的审美情感”[23]。然而，中国艺术风格等同于装饰性风格这种文化逻辑可谓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它的形成是17—18世纪欧洲官方、民间话语综合的结果，直接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片面、狭隘的理解。[24]即便这样，“中国潮”的余波——“中国风”依然没能止住颓势，19世纪之后，其传播范围被局限在服装设计领域。

  “中国潮”的法文原词为“Chinoiserie”，译成中文则既指“中国潮”又指“中国风”，这导致了国内学界对二者的长期混用，甚至间接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潮”和“中国风”实则是前后相续、意义交叉，且具有显性历史关联的两个概念。“中国潮”和“中国风”从本质上来看是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历时一个世纪的文化现象中全然没有中国的参与，二者的生灭辗转均操纵在欧洲知识精英阶层手中，既包括概念的界定权，也包括判定中国文化形象、国家形象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二者完全是基于西方需求的文化取用，是套用中国文化符号的西方审美的复刻。“中国潮来”是因为西方在启蒙运动前夕需要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王治乐土”，而中国就是他们想塑造的“东方乌托邦”；“中国潮去”则不仅因为商贸上的竞争与矛盾，还因为启蒙运动后，科学主义影响下的西方需要一个有待被他们改造的陈旧、富有的“假想敌”，东方的中国又成为合适对象。17—18世纪，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传统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整个国家笼罩在自给自足带来的优渥之中。而欧洲则经过商业、思想、工业三大革命逐步向现代社会进发。欧洲的“中国潮”让我们发现，当时的中国已然不具备“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那样的传播主动权，逐渐脱节于新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成为西方眼中的“文化他者”，被描摹、被定义、被裁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政治变动的时期，与这个变化相适应，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办报高潮。[25]1910年，梁启超以沧江为笔名在《国风报》创刊号上撰写《说国风》一文，文中虽未对“国风”一词进行明确界定，但其表意已然明显。该文纵论各国“国风”之优劣，在论及“法国国风”时表述为“法国大革命所倡三权分立说、人民主权说，自由平等博爱主义等”，又表示“国之有风也，将一成而不变耶，抑因时而变易耶”[26]。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谈的“国风”含有“国体”的概念。其后，整个“国潮”概念体系中的词语所内含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可以说皆源于此。自“国风”含有“国体”概念之后，该词频现于1949年之前的各大媒体中，开启了“国家”和“现代化”的两层表意。“所谓国风者，国民性之谓也”，[27]此将“国风”代指“国民性”；“谈到国风可以解释为一国的风格或风气，无论风格和风气，皆由历史文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各种表现所形成”[28]，此将“国风”阐释为由风俗、风气共同呈现的“国家风貌”。“国风”所代指的“国体”为现代化法政概念，“在清末‘预备君主立宪’的过程中，作为法政含义的国体概念从日本被移植过来”[29]。其后衍生出的“国民性”“国家风貌”同样表征着现代化，呈现为现代性特征。

  “国潮”一词最早出现在1920年6月《清华周刊》增刊六对《国潮周报》的介绍中。时值新文化运动，继1919年北大学生创办宣传西方新思潮的刊物《新潮》之后，清华学子于1920年初创办《国潮周报》，作为清华大学孔教会的会刊，以“阐扬孔教增进智德匡正思潮为宗旨”[30]。长期被视为“圣学”的“孔教”在当时尚以“国家文化”的身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于是，“国潮”的表意即是“以国家文化（孔教）增进智德匡正思潮”。1934年《国货月报》第1卷第4期发表文章《普及全国之国货潮》，在此篇报道中“国货潮”一词首次被提及，文章称“自‘中央’以提倡国货，列为七项运动之首，努力推行，全国各地闻风兴起”[31]。同年，该报第10期文章《国货消息汇志：国庆声中之国货潮》言“国货，以挽救利权计”[32]。此后，直至1949年以前“国货潮”一词再未出现在媒体中。从这两篇文章可发现“国货潮”这一概念特指当时的“国货运动”及其推广。“中国风”一词首次在中国本土出现是在1939年《胜利》杂志第15期文章《好莱坞的中国风》中，作者江海撰文讽刺曾轻视中国人的好莱坞，在抗战之后又不得不将英勇的中国人搬上大银幕，文中多有“转了”“翻身了”的表述，此处的“中国风”隐含着“中国人出了风头”的意思，并未有直接的实质性表意。

  1910年至1949年间，“国风”始终在“国潮”概念体系中占主导性地位，是媒体所使用的主流概念，“国家概念”和“现代化”构成“国风”“国潮”“国货潮”“中国风”概念内涵的主体。考量概念生成的话语环境及媒体的使用情况，上面的四个概念实则含括于中国近代“国字号事物”之中，是“国字号事物”的延续。清季民初，中国出现了国学、国画、国语、国医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这些概念生成于经“夷夏之辨”到“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被视为国人通过国字号事物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抗争。文化主体性建立在“差异性”之上，最显性的是文化主体的差异，也即族类的差异，所以，“族类文化主体性意味着能够对自文化和他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识别”[33]，提示着对“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也即文化的“独立性”。

  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世界一体化的浪潮给中国带来文化上的“西风东渐”，也导致中国文化在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的联合冲击下陷入向左还是向右的迷途。不甘的低吼淹没在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的论辩声中，由此彻底激发了国人对“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国体”一词在日本完成了现代意义的建构，但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梁启超以“国风”论“国体”，是否是遥敬千年前的《诗经·国风》，不得而知，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诸般无力之下，依然葆有的对家国的浪漫主义的深情。1920年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新旧文化的论战已从“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过渡到“体用之辩”，清华学子用“国潮”一词指称“以代表国家文化的孔教圣学增进智德匡正思潮”，此观念既接受了“西学”传递的现代国家概念，又强调“中学”的主体地位。如将上述视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为维护文化主体性所做的努力，那么“国货潮”便不仅是面对外国资本压迫的抵抗，更是广大国民为“文化主体性”做出的抗争。

  资本主义世界为转嫁1929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开始向中国倾销过剩商品，彼时的中国刚经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变动使得当时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商品市场难以招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危机催生“国货运动”，1934年的《国货月报》组织了连续的“国货”专题报道，将国货运动及其推广称为“国货潮”。“国货潮”虽在洋货、维护利权上带来些积极影响，但作用着实有限。“既然不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达成对抗舶来品和保护民族实业的目的，那么文化构建上的努力就显得特别重要。”[34]所以，“国货潮”还隐藏着一条争取“文化主体性”的暗线。国货运动的宣传动员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民间传续，除《申报》等媒体的报道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国货的包装及广告，其中充斥着大量强调“我族文化”的符号与文本。晚近以来，在“西洋学术”和“东洋学术”的联合挤压下，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被迫发生转型，中国不仅丧失了在物质文明上的优越感，其文化也被打上落后、腐朽的烙印，只能借助“国货潮”以物为媒在国民间传播，借以激发国民对文化的“主体意识”，抵挡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和话语权上的全面旁落。

  （一）掌握“文化自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彻底地粉碎了极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历史。在中国领导之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也开启了文化建设的新航程。这期间“国风”一词出现了概念的转义与拓展，集中体现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新“国风”，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国体”“国民性”“国家风貌”的内涵，转为指代由劳动人民创作的“通俗短诗”。“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国风，新国风！这些新国风有力地显示了：一切文化艺术不但必须为劳动者服务，并且必将为劳动者所掌握。”[35]正是新中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使得中国和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文化自主权”。“国风”新的“概念拓展”，一方面体现在曾被历史上知识精英阶层牢牢把控的“文化权利”移至人民群众手中；另一方面体现在牢固掌握了“文化自主权”。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化主体性”抗争处于资本主义世界构建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文化在被定义、被挤压的情况下想证明自己是“独立的”，而今中国文化不再需要西方世界的定义，拥有了文化建设、发展、创造的自主权，并产生了自主的文化观念。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启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潮”“中国风”两个词再现于1987年。只是由于翻译的原因出现了异词同义的现象，这时的“中国风”出现在艺术设计领域，所指的就是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中国潮”。而此时的“中国潮”代指发生在1987—1988年的百家刊物联合发起的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用以代指中国当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36]。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变革，新旧观念、体制改革间的矛盾与冲突体现在社会的各个侧面，时代需要集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报告文学来记录、呈现变革时期群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此时，文学界的“中国潮”便表示着“以报告文学参与、记录改革开放之浪潮”的含义。

  （二）发展文化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迎来新机遇。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东西方在物质文明上的差距逐渐缩小，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显示出蓬勃的再生之力，东西文化交流也不再是全然的“西强东弱”，而是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中国风”一词自1991年起主要活跃在音乐领域，在交响乐领域出现以“中西融汇、雅俗共赏、时空结合”[37]为基本思想的“中国风”音乐工程。至1994年，“中国风”在音乐领域表示“包括各种地域风格在内的所有中国风格的总称”[38]，此后便逐渐有了“音乐民族化”的表意。另外，从1992年直至1997年，国家文化部门组织名为“中国风”的大众流行音乐海外巡回演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用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所以，1992年—1997年间媒体对“中国风”的使用已经开始有了“中国流行文化风潮”的含义。在2000年之前，“中国风”主要是音乐领域的专有名词，主要表达“音乐民族化”和“大众流行音乐国际交流”的意思。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媒体在使用“中国风”时将其作为一种隐喻，借以表达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影响力增强”，[39]以及“国货出海，流行海外”[40]。

  “中国潮”的概念转义在1994年再次发生，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有十余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雷国珍在《中国潮：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把“这个反映新时期‘鲜明特征’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形象地概括为‘中国潮’”[41]。同年，对外宣传纪录片《中国潮——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正式播出，该片命名者张希岑表示，“如潮如涌，这不正是海外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投资热潮吗？”[42]

  从1990年至2000年，“国潮”概念体系中的概念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话语下传播、发展。其间，“国风”概念逐渐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从1990年开始逐渐消失。“中国风”“中国潮”概念出现了转义和拓展，尤其是“中国风”不仅替代了“国风”的部分表意，还跨越艺术设计领域进入音乐领域成为“音乐民族化”“大众流行音乐”的代名词，甚至被再概念化为“国货出海、文化出海、影响力出海”，成为此间概念体系中的主导性概念。此时的“中国潮”已然离开了文学领域，转而介入“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宏大叙事中，用以概括“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或指代“外商在华投资潮”。作为“国潮”在该时段的具体化对象，“中国风”“中国潮”受时代话语驱动，已经逐渐进入国家叙事中。

  （三）推动文化产业。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次浪潮，不仅外商在华投资不断，中国企业也走出国门赴海外投资。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文化流动，中国不再像17—18世纪那样缺位于国际信息传播系统，而是积极地融入并引导中外文化进行平等、有序、互惠的交流。此时，文化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已成为社会共识。早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便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于是，人们从原本对文化的“事业”认识中走出来，开始从“产业”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化——文化不仅可为经济赋能，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

  从2000年至2015年，“中国潮”“中国风”“国货潮”是概念体系中主要流行的概念。“中国潮”一词的使用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些微变化，有研究成果用“中国潮”喻指“全球国际资本流动中，以中国作为出发点或归宿的跨国资金流动”[43]。另有媒体借“中国潮”来形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潮”[44]。这些虽未达到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转义，但使用上的变化至少反映出社会对该词汇的认知变化。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笼罩全球，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隐隐抬头，“中国潮”概念最终在2014年消失。由于各国筑起贸易壁垒，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一定阻碍，中国民间重新兴起了支持国货的热潮，“国货潮”一词亦在2009年回归媒体，意为“国货回归”。此时的“国货潮”已然褪去新中国成立前为“文化主体性”抗争的严肃历史叙事，而代表着“中国制造”不断精良形势下民众对中国产品的认可。此后直至2015年，“国货潮”概念主要用以表示基于怀旧情结而兴起的“国货品牌回潮”，如“百雀羚”等，这时的“国货潮”概念凸显出集体记忆、品牌记忆和品牌价值。2000年至2015年间“中国潮”“国货潮”概念的发展，不仅展示出中国文化产业起步阶段的国内外环境，更点明广义的文化产业背后的驱动力一定包含基于群众的集体记忆，表现为怀旧、追忆的“情感消费”。

  2013年《东北之窗》杂志以《国潮：今年国货流行时》为题做了独家策划，“国潮”一词自1920年之后得以重现，表示“国货流行”的含义，[45]或可部分替代“国货潮”的表意。2015年《1626产品设计》杂志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国潮什么的》中，将“国潮”明确界定为“国产潮牌”，而不是“中国潮流”，文章称，“一小众消费者开始把国外潮牌与国内的分组，国内的就被称为‘国潮’”[46]。随着潮流文化传入中国，国产潮牌成为这一小众圈层的心头肉，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显现“兴趣消费”的端倪。

  这一阶段的“中国风”一词不仅延续着1990年至2000年间的概念内涵，指涉范围的变化与新的概念拓展使其渐趋成为文化产业中的核心概念。2000年，初出茅庐的周杰伦凭借其标志性的唱腔和词曲风格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神话，其他歌手争相模仿。这种风格的流行音乐被民众与媒体称为“中国风”，与上世纪90年代表征为“中西结合”的“中国风”不同，此时的“中国风”概念不仅含涉“中国传统”“中国意境”，还隐含着“追忆旧时光”的怀旧情结。在艺术设计领域，“中国风”概念则有一层“现在时”的意义，“历史当然是中国的，但我们的现在呢？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观念、现在的趣味似乎也应该被包括在内”[47]。另外，在与“日韩流”的竞争、互鉴中，“中国风”出现了概念拓展，“是指结合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在国内掀起的新的流行风潮”[48]。“文化产业的定义应该是创造某种文化，销售这种文化和文化符号。”[49]此时的“中国风”概念则使中国文化元素成为文化消费的客体，含有它们的产品即是文化产业的经营对象，产业范围由此得以扩大。

  （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2015年至2022年是各概念激烈竞争，概念体系高频振动的时段。一方面，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全社会的“文化自信”明显提高，群策群力致力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文化流动、时尚消费、新技术革新使得广大网民参与到对概念的使用和阐释中来，概念内涵在商业资本、媒体、学界、网民等多重力量的角力中被重新建构。

  随着《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陆续在中国上映，中国动漫界再次关注中国文化题材的创新，不仅创作出《大鱼海棠》等既具有中华文化之形，更蕴含中华文化之魂的动漫作品，还出现了《新神榜》系列这种民间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充分融合的作品。“中国风”一词则短暂停留在动漫领域，指“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融合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艺术形式”[50]。其后为了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风”动画相区别，则用“新国风”“新国漫”等概念替代，自2017年起，流行了三十年的主导性概念“中国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2016年“国风”概念在学术界再现，随后在动漫及影视产业的影响下围绕“国风”衍生出“国风文化”“新国风”“伪国风”等概念。在使用上则出现了“国风”“国潮”概念的混用，或是“国风动漫”“国风游戏”的词语套用，以“国风”代指“中国元素”。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同年，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文化自信”的精神引领和“中国品牌日”的政策支持，使得“国潮”概念自2018年以来不断发展且持续发力。2018年天猫的“国潮行动”促使“国潮”走红，“国潮”概念不再是2013年的“国产潮牌”，而是发展出“消费文化潮”说、“国货消费潮流”说、“文化艺术风格”说等。“国潮”被不同领域使用，被多重力量阐释，由此产生了“新国潮”“国潮风”两词。“新国潮”仅于2018年昙花一现，强调科技赋能、老品牌升级和创立新国货品牌。“国潮风”自2019年出现，或代表“国货消费潮”，或指代“国货发展的商业风口”，抑或作为“国风”“国潮”的统称。该词多出现在媒体文案而非学术作品中，且未形成明确、稳定的表意。“国潮”因与潮流文化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且更符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在此间概念的竞争中至今占据主导性地位。

  “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要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51]“国潮”始终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纽带，既致力于传播、创新中国文化，又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为我所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此外，“国潮”将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相连接，有助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未来，“国潮”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概念史方法让我们从全新的、整体性的研究视角认识“国潮”，即“国潮”一词的具体概念内涵已然不重要，反而是“国潮”概念体系及这些概念的历史演进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何谓“国潮”？概念史告诉我们，“国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文化被视为“文化他者”被挤压、被定义时的“中国潮”和“中国风”是它，代表“国字号事物”为文化主体性抗争的“国风”“国货潮”是它，掌握“文化自主权”，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中国风”“中国潮”“新国风”等亦是它。“国潮”逐渐内化为“现代化国家观念”的概念装置。

  在概念史的学术视野下，“国潮”并非单一的词汇，而是以“现代化国家观念”为内核的概念装置，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变化为“中国潮”“中国风”“国风”“国潮”“国货潮”“国潮风”等相关的概念，变动的是时代的需求，不变的是对“国家观念”的探寻。而现代社会的审度和现代化改造是“国潮”概念演进的原动力，具体表征在从被挤压、被定义的“文化他者”到为“文化主体性”抗争，再到坚定地走向文化繁荣的过程。

  整体把握历史规律可以发现，“国潮”概念群中诸概念的生灭辗转取决于能否与“多元社会要素”进行多维度的良性互动。如1910年至1949年间知识精英阶层因推广“国风”概念，而获得了“先进”的身份加持，“国风”概念切中“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国体”“国民性”“国家风貌”等现代国家理念，故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概念。与这种仅实现对“多元社会要素”单向赋能、单一互动不同，“中国风”概念自1990年以来，不仅实现了从艺术设计领域到音乐领域的圈层跨越，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由专业领域界定过渡到大众协同界定，促成了“中国风”的概念拓展，旋即又进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国家话语中。“中国风”在概念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三十年，正是由于它“赋能”能力的不断强化，以及“赋能”领域的多维化。“国潮”概念的特殊性在于它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并由商业资本、网民、学术界等多维力量共同参与到其概念的转义和拓展，经官方助力成为一种国家话语，引发了社会要素间更加多维的良性互动，实现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间的相互赋能，文化与科技间的相互赋能，甚至走出此范畴为其他产业实施“文化赋能”，并在这种赋能互动中丰富、完善、深化“国潮”的发展模式，“国潮”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整合此前诸概念、内化为“现代化国家观念”的概念装置。

  在习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把握“国潮”概念演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重新关注、思量、探索“国潮”之发展：

  其一，强化概念建构，掌握学术话语权。概念研究始终是相关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概念的界定权更是彰显着学术话语权，在国际学术界尤为如此。如近年来，“国风”及其衍生词“国风文化”频现于媒体报道和研究成果中，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相关研究而未能实现完善的概念建构。然而，在日本“国风”早已经通过学术建构完成了“歌谣—文学—文化—民族—国家”的意象变迁，实现了“唐风”向“国风”的转变，并借此抢占了国际学术话语权。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赋能”的力量皆源自系统、完整、有力的学术建构，因此，国内学界应当在未来对“国潮”演进过程中的诸概念展开溯源、探究关联、形成体系，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基于此完成尊重历史、尊重科学、面向时代并具有现实观照力的学术搭建。

  其二，明确主体方向，实现模式化发展。“国潮”的概念史研究让我们了解到当前的“国潮”是整合此前诸概念，以“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内核的概念装置。然而，如今的“国潮”依然是借“中国元素”来进行外围形象建构。在未来，“国潮”应当实现模式化发展，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现代化”，即形成持续化的“国潮”文化叙事，推进精细化的“国潮”文化生产，实施宽领域的“国潮”文化赋能。在“文化叙事”上，立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特别考量“国潮”地域化特征和地域文化“国潮化”的可能，实施从国家文化向地域文化的挖掘、转化；在“文化生产”上，基于持续化的叙事，延展出多元化、精细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序列；在“文化赋能”上，基于前述两方面，促成“国潮”的品牌化，再通过品牌化的“国潮”对泛文化产业进行赋能，使得其产品或服务获得“意义消费”“符号消费”的可能。

  【本文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地域文化‘国潮化’：巴渝文化继承与传播的现代转向”（编号：2021NDZD10）、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大数据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信息报道边界研究”（编号：2022NDYB1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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