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特色鲜明的艺术设计风格。这种风格因其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而深受国内年轻一代的喜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潮流趋势，也成为许多国货品牌和老字号竞相追捧的品牌重塑和再生的“助推器”，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备受设计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国内文创经济的时代背景和作为消费主力的Z世代消费心理需求为基础，通过对国潮艺术发展现状中的优势与不足做多元化的分析，对国潮艺术的风格特色进行探究，总结出国潮艺术具有民族性、商业性、流行性、反叛性、解构性和视觉性的风格特征，指出在国潮艺术向2.0时代迈进的过程中需要从形式向内容转变提升，并形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系统。

  魏旭燕，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平面设计、设计美学

  秦岁明，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平面设计（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文化创意产业慢慢的变成了当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并且作为其他产业的“助推器”一并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繁荣。“文创经济”作为一个新型的经济学概念，又被称为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创造性产业等，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98年正式提出，是一种源于文化资源或创意的累积，通过知识产权的形式与运作，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行业，是文化、创意与科技相融合的一种经济形式。①在文创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国潮”成了近年来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尤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产业体系调整与消费升级语境中国家对文创产业的大力扶持下，国潮艺术也在文创经济从引进学习到探索创新的发展历史中应运而生，在服装、餐饮、旅游、电商等领域发展迅猛、遍地开花，并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潮流趋势。学术界和艺术界、设计界对于“国潮”的关注度很高，讨论也很热烈，但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定义什么是“国潮”。在2019年11月的“博鳌文创论坛之文创前沿对话”活动中，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发布了《国潮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国潮”的“国”即中国，是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复兴。②但对于“潮”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尚无定论。单从艺术形式上来讲，国潮的“潮”可追溯至源自于美国的街头文化，嘻哈音乐、涂鸦艺术等都是“潮文化”的表现形式，常被年轻人用来彰显自己的独立个性和反叛态度。在国内，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国潮”的设计风格，但通常都被表述为“国风”“复古”等其他名称，而且形式上也没有形成特定的统一的风格。真正意义上“国潮”的诞生，李宁和故宫的文创设计功不可没。③以2018年李宁“悟道”系列服装登陆纽约时装周为标志，中国的“国潮元年”正式到来。④总体来讲，“国潮”是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国民家国情怀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富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和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商业艺术风格，这种艺术形式以民间传统文化元素为载体，以现代的“潮范儿”为表达方式，目的在于张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自豪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国潮艺术的走红也标志着国货正在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迈进，⑤是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高度自信和自豪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英国学者麦克可若（J.R.McCroy）认为，设计观念是从社会需求与技术可能性两者的综合中产生的，而社会需求总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约。⑥从2009年国家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至今已出台多项政策法规明确制定了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规定和办法，各省市也陆续发表相关白皮书响应国家号召。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潮”无疑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文创产业领域涌现出服装、插画、海报、包装、空间设计等多种形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元素为载体，通过现代新颖的设计表现手法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和年轻活力，文化、审美和情怀成为新的产品附加值，由于备受年轻人的追捧而成为一种潮流，并且来势汹涌，许多企业和产品都陆续加入其中，期望通过文创的手段跨界营销，应“国潮”而“复活”，应“国潮”而“新生”，可谓来势汹涌。

  国潮为民族品牌和国货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据百度国潮季联合人民网研究院于2019年9月共同发布的《国潮骄傲大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品牌的关注度从38%上涨至70%。近年来国潮风行，成为国货品牌的发展助推器。⑦一个产品就是一个时尚符号、文化符号和生活符号， 品牌的价值在于传递和弘扬蕴含在产品和服务中的品牌文化内涵和精神。⑧经典国货通常承载了多代人的记忆,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⑨像凤凰自行车、回力运动鞋、百雀羚雪花膏、大白兔奶糖、健力宝饮料、全聚德烤鸭、稻香村糕点、张小泉剪刀、王致和臭豆腐……其可靠的质量、质朴的外观在岁月的沉淀中早已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成为一种记忆深处的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这些企业通过跨界合作、文创设计、线上营销等举措，在如火如荼的国潮运动中再一次让人眼前一亮，以年轻化、现代化、时尚化的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并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品牌，引领着当下国内的消费潮流，成为新时代“中国制造”和“中国质量”的代言人。国潮艺术助力了国货品牌的崛起重生，国货热也反过来带动了“中国造，正当潮”的“国潮”精神，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然而不可否认，在国潮艺术繁荣蓬勃的外表下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比如大量通过模仿抄袭出现的“山寨产品”“山寨品牌”，其粗制滥造、同质化、套路化的营销方式也一度影响了“国潮”在国人心中的好感度，让原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式变得廉价、粗糙、庸俗，令人厌恶。粗制滥造的产品使得国潮艺术沦为“金玉其外”的欺诈消费者的营销手段，许多“伪国潮”的艺术形式不过是一堆传统符号不加筛选地罗列堆砌和照搬移植，甚至连同一些封建糟粕思想也被一并拿来，对年轻消费者造成价值观的误导。没有取舍的复古无疑充满了历史倒退的味道，那些公然打着“怀旧”“致敬”口号产生的“国潮艺术”，不但一再侵犯着许多原创设计师的知识产权，也让原本令人耳目一新的国潮艺术变得令人厌恶且躲之唯恐不及。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借用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其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同时关注研究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需求和文化认同感,才能找到国潮艺术的正确方向。⑩

  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潮运动也走过了混乱、繁荣、“”的第一阶段，逐渐迈进以“内涵建设”和“品质升级”为核心的国潮2.0时代。从包装营销到产品升级，从视觉加分到精神引领，把作为视觉盛宴的“国潮风”升华为助力国货品牌升级的“国潮运动”，让国潮艺术成为世界设计史和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国潮真正成为当代中国引领世界的潮流，是国潮2.0时代新的发展方向与核心任务。2.0时代“国潮艺术”中的文化传承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形式感层面，而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梳理与挖掘，对传统元素进行鉴别和取舍，提取有代表性、有价值的元素融入设计。“研究如何更好地将传统与时尚、古代与现代相结合，打造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作品。更要摆脱单一化的产品思维，重视产品背后内容的创作，将IP思维导入产品设计，打造品牌影响力更持久、内容更丰富的系列化产品。”⑪品牌的IP赋能是国潮2.0时代的关键词，只有实现品牌的IP化，让品牌人格化、内容化、情感化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打通品牌和目标用户之间的情感连接，品牌与用户才能从交易变成交往，从买卖关系变成信赖关系。⑫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离不开本土设计师、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更有赖于国家政策法规的扶持和监管，政府对文创与国潮的扶持政策很多，但监管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只有整个市场的生态环境比较健康，国潮艺术与文创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清华大学的《国潮研究报告》指出，民族品牌和国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能称之为“国潮”，即：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前沿审美和技术趋势、具有世界视野并展现中国自信。⑬国潮艺术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传播的内容、价值观都有着强烈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是由内而外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这正是“国潮”区别于其他艺术风格的核心基因，是国潮的“身份证”。那些曾经一度被国民认为“土气”的民族特产如蓝印花布、东北大花布、解放鞋、搪瓷茶缸等，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都一跃而成为了时尚界的新宠，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比如国潮美妆“花西子”，这个诞生于2017年的国货彩妆品牌，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口碑爆棚，正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元素的深入挖掘，无论是彩妆产品的色彩、原料还是外包装设计，都传达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味道”，极富民族特色。毫无疑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唯有不断深耕自己的民族文化，吸取其精华，国潮才能真正地引领世界的“风潮”。走过了大打情怀牌、怀旧牌和卖萌牌的国潮初级阶段，文创IP的研究构建成为国潮2.0时代新的核心方向，从而打造出具有更加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从“民族化的形式”上升到“民族化的内容”，从“民族化的内容”上升到“民族化的体验”，层层推进“国潮文创”的层次和深度，让民族文化在这场国潮文创中能够大放异彩、焕发新生直至影响世界。

  国潮艺术诞生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大力发展文创经济的辅助手段而登上历史舞台，有着天然的、浓厚的商业属性。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 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从经济概念转变为文化概念”。商品的使用价值正在向商品的符号价值让渡，⑭实体的物态“商品”消失了，态度、观点、审美、趣味等精神诉求开始成为买卖关系的核心驱动力。⑮国潮的“文化卖点”正是基于此语境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无论是兴盛一时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情怀消费导向的餐厅还是良品铺子、百雀羚、花西子等国货品牌的包装设计，都无一例外地传达出国潮艺术与商业之间天然的共生关系。因此，可以说国潮艺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商业艺术。商业社会中的艺术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既要保持艺术本身的属性，又要兼顾社会大众的需求，但又并非一味迎合市场和消费者。商业艺术必须在满足大众需求、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起到“引领市场、消费和潮流”的作用，才是商业与艺术“联姻”的意义所在。在故宫文创火爆一时被疯狂“山寨”之后，故宫已经开始了设计上的反思，以建立与消费者之间更好的情感纽带，从而避免过度追求商业化而导致文化属性的消退。⑯

  “国潮”之“潮”体现为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当引领时代的弄潮儿，“探索新技术、新趋势、新方向”，求“新”求“变”而后能“潮”，既是对过去自我的革新，又是在世界范围内打造领先竞争力的尝试。是“面向拔尖文化的创新”和“面向大众文化的塑形。”⑰“国潮”既是文化认同，也是个性表达，国潮的流行反映了当今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既作为一种身份归属的符号象征，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青年一代的民族自豪感，反映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强势回归。⑱“国潮”诞生之初，其目标消费者便聚焦于年轻一代，尤其是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Z世代（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一代），他们的消费诉求重视文化、创意和情感附加值，追求个性、自我和圈层，热衷于分享、“种草”。“国潮风”的兴起正是通过Z世代的“造风”，带动了全民的愉快“跟风”。⑲于是，国潮也从诞生之初的“小众”走向了“大众”视野，这正是作为消费主力的Z世代引领时代潮流的自然结果。许多国货老品牌如回力、百雀羚等，都是因为借助了“国潮”设计的助力获得年轻一代的认可后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成为新的时尚潮流。流行时尚在构建消费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反向推动着其消费行为的构建，“圈层文化”逐渐由小众而大众，直至成为一场全民的娱乐狂欢。⑳国潮艺术也因此成为当下国内最炙手可热的一种流行艺术形式。“泛娱乐化”与“时尚消费文化”共同构筑了当下文化传播的语境，㉑“国潮艺术”也应基于此语境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同时兼顾到“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将地域文化融入到产品设计之中，㉒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与流行效果，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基础。

  有观点称，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总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的变迁时期，㉓当下青年一代由于成长环境的迥异比自己的父辈一代有着更为强烈清晰的自我意识，视野和思维都更加开阔灵活，敢于求新求变，不甘墨守成规，可以说当下的时代是典型的“个人被激活”的时代。㉔国潮艺术的反叛是对霸权的西方审美的反叛，也是对陈旧的约定俗成的“美的标准”的反叛。单从视觉效果上，其高饱和度的对比色应用、饱满的构图形式、动感飘逸呼之欲出的造型都一反现代设计的简洁理性和素净典雅，既不遵循西方审美的“极简”，也不讲究东方艺术的“留白”，而是充满了不走寻常路的张扬与反叛精神，在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大雅和大俗之间寻找一种全新的视觉表达方式，强调情绪的宣泄和自我的表达，充满了“野蛮生长”的生命活力与朝气蓬勃。这种趋势反映了当下以Z世代为消费主力的社会群体文化自信觉醒、追求自我、标新立异、寻求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心理需求。在Z世代眼中，只有“色彩奔放，态度直接”的“国潮范儿”才能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与个性㉕。如妙手回潮的春联设计，在保留中国对联主色彩和形式的基础上以视觉图形的方式把中国传统的年俗、生肖等文化融入其中，色彩强烈、奔放，而且对字体进行大胆的创新，大大丰富了中华对联的形式内容，无疑是国潮文创中比较成功的代表作。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哲学思潮的诞生则可追溯至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其核心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简言之，解构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打破一切既有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探索创造出更为合理的新秩序。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有着取之不尽的形象、符号与理念，为国潮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㉗国潮艺术的主要视觉元素都是中国文化中最经典的一些符号，比如汉字、书法、山水画、戏曲脸谱、祥云、仙鹤、宝相花、飞天等等，是通过将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化、解构化、视觉化的提炼加工，来重新寻找新的组合方式与视觉表达体系，重新组织成符合现代审美的画面和视觉效果。其本质上应该属于“后现代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解构主义”对传统的“打破”“分解”和“重组”。其构图更接近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可以不受视域限制，更加充分地表现更加多元化的空间的方方面面。同时，又有着“拼贴艺术”的属性。欧洲平面设计大师柯里莫夫斯基（Klimovsky）认为，在各种艺术形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对片段的截取与整合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之一。拼贴艺术的流行，提供了重构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而国潮艺术当中对中国传统元素符号化的解构拼贴，无疑也是青年一代对本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拾、梳理、取舍的思维过程的表现。在妙手回潮的春联设计中，有一款对汉字进行了大胆解构，对联上的每一个字都由“四季发财”“万事如意”等吉祥语、祝福语的四个字糅合而成，这正是解构主义在国潮艺术当中的生动体现。

  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其著作《艺术》一书中曾指出，“有意味的形式”是所有视觉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性质，是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在性质上最基本的区别。国潮艺术具有非常强烈的形式美感，无论是色彩、造型还是构图，都富有极强的视觉上的冲击力。这正符合了Z世代“颜值主义”“寻找高颜值器具赋予的生活仪式感”的性格偏好。作为文创产品消费主力的Ｚ世代非常重视产品的个性和出众，他们喜欢高颜值的东西，追求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气质”。传统元素的简单再现并不会得到他们的认可，只有兼具“传统”与“时尚”、集美学与时尚精神于一体的“东方美潮”才符合他们的口味。鉴于此，但凡是以“国潮”之名流行的产品，商家都会通过精心的形象设计用“高颜值”的包装来吸引消费者。因此，国潮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高颜值的外表来满足青年一代对审美的独特需求。㉘高饱和度的色彩、强烈大胆的对比色运用，以及饱满的构图和丰富的造型元素，都让消费者们感受到一种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并自愿为这种视觉享受买单。如被誉为“摄影诗人”的孙郡镜头下的“新文人画摄影”，因其美轮美奂的国画意境和中国气质而备受国内外影视明星的追捧，并引领了国内摄影界的潮流方向。国潮艺术对于视觉效果和细节的精益求精与中国传统的“匠心”精神不谋而合，只有不断向内求索，坚守品质，不断深挖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传统精神，才能真正唤醒国潮艺术的“灵魂”，达到由“形”而“神”的境界，不断为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内涵，避免红极一时的“国潮”成为资本操纵下的消费狂欢。㉙

  综上所述，国潮艺术作为文创经济的一种辅助手段和营销方式才刚刚起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正如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样，正在经历从“速度至上”到“品质优先”的转型阵痛。“国潮”的迅速火爆看似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国潮”热背后不仅是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崛起，更是中国情怀、中国自信的彰显，㉚是青年群体从内心深处焕发出的对于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㉛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审美的“现代性转向”——以更具时代精神的崭新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引领世界潮流，是对华夏文明的重新梳理和传承，更是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文明形式的融汇碰撞中对自身特质的反思和审视。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艺术风格的发展成熟都离不开其背后深刻的艺术思潮乃至社会思潮的诞生，当下国家政策对文创经济大力扶持的时代背景仅仅只是为国潮艺术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也反映出我国的“国潮艺术”相较于其他艺术风格流派产生过程的不同之处——具有“先创作后理论”“创作实践带动理论研究”的特点，就目前为数不多的与“国潮艺术”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看来，大多都着眼于“设计方法”和“实践案例”的解读方面，尚停留在“技术”层面，涉及“文化”的研究还不太多。由此可见，国潮艺术要真正成为一种“艺术风格”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艺术家的“激情”必须有赖于学者、研究者的“思想”加盟和“逻辑”引导，才能将艺术创作和设计创意变得“有理有据”“有法可依”，才能为国潮艺术真正的蓬勃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内涵”和“哲学基础”。鉴于此，只有国家政策、设计创作和理论研究三方面通力合作，继续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的内涵与深度，充分发挥理论研究为市场提供前瞻性的引导作用，深挖国潮艺术的文化属性和精神特质，重视民间传统文化的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做到形式与内容、文化内涵与精神高度的同步协调发展，力求品质至上，才能将国潮推向线时代，使国潮艺术真正助力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进而成为一种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成熟完善的艺术风格。

  ① 于爱晶（2020）。《文创产业的创新、融合与实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② 于爱晶（2020）。《文创产业的创新、融合与实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④ 冯明兵（2021）。 论“国潮”设计中民间传统文化的善用与创新。 《美术大观》, (01)，158。

  ⑧ 程梦圆（2020）。 浅析国潮现象下国产品牌的IP营销。 《价值工程》, (02)，15-16。

  ⑨ 李振鹏（2020）。 经典国货设计的审视与当代民族品牌发展。 《产业与科技论坛》, (19)，18。

  ⑩ 于爱晶（2020）。《文创产业的创新、融合与实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⑪罗琛（2019）。对线时代——陕西文创产业生态探析与展望。《西北美术》,(04)，131。

  ⑫程梦圆（2020）。浅析国潮现象下国产品牌的IP营销。《价值工程》， (02)，15-16。

  ⑭刘汉波（2020）。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中国青年研究》，（01），105-111。

  ⑮员宁波，陈淑珍（2015）。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特征及影响。《中国青年研究》，（07），15-19。

  ⑯周暄，尹麓，陈利群（2019）。故宫文创与商业融合下的设计。《家具与室内装饰》， (10)，47。

  ⑱邢海燕（2021）。“国潮”与“真我”：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自我呈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01)，132-133。

  ⑲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2020）。2020Z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检索于。

  ⑳王晓川，罗露平（2021）。“国潮”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机制研究。《中国经贸导刊》，(02)，165-168。

  ㉑ 李红岩，杜超凡（2019）。“国潮”传播视域下的民族文化推广。《社会科学家》，(06)，137。

  ㉒ 付振宇（2019）。基于地域文化的文创产品创新设计。《包装工程》，(20)，215。

  ㉓ 何平立（2014）。个体化背景下利益和价值的整合。《探索与争鸣》， (06)，19-20。

  ㉔ 邢海燕（2021）。“国潮”与“真我”：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自我呈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01)，132-133。

  ㉕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2020）。2020Z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检索于

  ㉖ 郑东平，甘昕（2019）。“国潮文创”设计中的解构主义应用研究。《包装与设计》，（04），122。

  ㉗ 郑东平，甘昕（2019）。“国潮文创”设计中的解构主义应用研究。《包装与设计》，（04），122。

  ㉘ 邢海燕（2021）。“国潮”与“真我”：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自我呈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01)，132-133。

  ㉙ 杨鑫宇（2019年11月19日）。悄然勃兴的“国潮”，为什么年轻人情有独钟。《中国青年报》，02版。

  ㉚ 冯明兵（2021）。论国潮设计中民间传统文化的善用与创新。《美术大观》， (01)，158。

  ㉛ 高传华（2020）。青年国潮国风热何以行稳致远。《人民论坛》， (29)，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