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所作《兰亭序》，无论是文章，仍是书法，历代传诵摹写，是我国文化史的标志符号。可是，环绕《兰亭序》的争辩也许多，其间最引人重视的论题，便是《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的真伪之争。

　　祁小春先生新著《柳斋兰亭考》，会聚概括了他多年研讨《兰亭序》的成果，其间最重要的论说，是《〈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忌》一章（下称“《揽》文”），作者在跋文中说：“就《兰亭序》真伪问题提出了迄今为止无人注意到的问题。”

　　《揽》文首要观念是：《兰亭序》中两次写到“揽”字，是王羲之为了避忌曾祖姓名中的览字（王羲之父亲王旷，祖父王正，曾祖父王览），加了扌偏旁，改览成揽。《揽》文又经过调查魏晋时期避忌办法，以为用揽代替览来避忌，不合乎其时的避忌标准。以王羲之的士族子弟身份，不或许接连两次以过错的揽字避忌。由此推论，《兰亭序》后半部分文本，或许并非出于王羲之手。假如连文章都不是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书迹是否出于王羲之亲笔，就更可疑了。

　　《揽》文的推论，其条件好像还存在疑问：榜首，《兰亭序》中的揽字，是否或许并非避忌？第二，即使书写揽字是为了避忌，这样写就必定违背其时避忌的标准吗？

　　晋初国讳，只上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司马师、司马昭为兄弟，实践避忌到祖父），司马懿以上不须避忌。其时的太常博士孙毓以为不稳当，建议追讳七庙，上《七庙讳字议》，文中说：

　　奏议尽管评论的是国讳，但从一个旁边面证明，其时士人避家讳或许只避忌祖父与父亲的姓名。

　　《揽》文整理出魏晋时期士族犯忌实例27个，其间避忌父亲姓名的19个，避忌自己姓名的3个，避忌祖父姓名的2个，还有国讳1个，官讳1个，不确切名讳1个。在2个避忌祖父姓名的实例中，又是将父亲与祖父连在一起避忌的。由此可见，其时独自为祖父避忌的实例已少，为曾祖避忌的实例更似未见记载。

　　还有一个反例旁证。东晋时期的闻名文学家陶渊明，其祖父名茂（《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但《陶渊明集》中的《拟古九首》，其九有：“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集》版别极多，也有宋本传世，据中华书局1979年的校勘本可知，这一诗句中的茂字，传世诸本并无改异处。可见陶渊明并不避忌其祖父之名。

　　假如王羲之不避忌览字，《兰亭序》中“每揽昔人兴感之由”与“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文雅”这两处，按其文义，都应该直接写为览，这儿写成揽，是啥意思呢？

　　按《兰亭序》书迹中，有许多运用通假字的状况。钱基博先生所著《我国文学史》中，录有改正通假字之后的《兰亭序》全文，比对如下：

　　揽字《说文解字》没有录入，后来多以为《说文解字》中录入的擥字，俗写作揽（王筠《说文句读》），其转义是撮持、敛置，又引申为总揽、聚揽之义。把擥（揽）的字义代入《兰亭序》，好像也能够说通。“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文雅”——可所以指把写有《兰亭序》的这张纸持在手中的时分，也将引发对文章的感念。“每揽昔人兴感之由”，结合下一句“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所以说总揽一切前人鼓起感念的由头，假如“合一契”，没有不“临文嗟悼”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东晋孙盛著《魏氏春秋》，说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擥焉”，这儿的擥也是相同的意思。

　　并且，揽字自身也有看的意思。《庄子·在宥》：“此揽乎三王之利”，汉代枚乘《七发》：“流揽无量，归神日母”，甚至明代《徐霞客行记》：“揽洞前局势”，都用的是以揽为看的意思。从这个方面说，王羲之书写揽字，或许仅仅是如前面那些字例相同，写了一个通假字罢了。

　　下面再说说第二个疑问，即王羲之为曾祖王览避忌，把览字改写成揽，或许并不违背其时的改字避忌标准。

　　《揽》文首要证明的，是用揽代替览来避忌，不合乎其时应有的避忌礼法。确如《揽》文所言，假如用改字的办法避忌，更标准的是用一个字义相通，但字形、字音不相同的字来代替，即同训代换。如避忌晋武帝司马炎，遇炎字就改为盛字；避忌晋元帝司马睿，遇睿字可改为明字。这样的避忌办法，多用于避国讳，《揽》文汇集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30余例，兹不重述。

　　而士人世避私讳或家讳，《世说新语·文学》第77则颇有代表性：庾阐写《扬都赋》，有一句“比德则玉亮”。其时另一位重臣庾亮要来看这篇赋，为了避忌庾亮的姓名，庾阐就把此句改为“比德则玉润”。这代表了祁小春先生确定的其时改字避忌之标准。

　　可是，相似王羲之以揽代览，用改易偏旁来改字避忌，也有不少比如。陈寿作《三国志》，为了避忌司马懿，将张懿的姓名写成张壹，减损了懿字的偏旁。其时，为了避忌司马师，将传说中的风神——风师，改称风帅，也是用减损字的笔画来避忌。

　　更有代表性的，是《揽》文重复举证的王舒之例：朝廷让王舒担任会稽内史的官职，王舒是王会之子，为了避忌父亲的姓名，王舒表明不能去会稽当官。后来朝廷将会稽改为郐稽，王舒不得已只好去任职。这个比如当然能够阐明，将会增加偏旁改成郐，并不严厉契合避忌标准，所以王舒并不满足。但一起也恰恰阐明，改易偏旁改字避忌的办法，其时也是运用的。当然，会与郐不光字形不同，字音也不同，而王羲之改览为揽，尽管字形不同，字音却相同——两者比较，王羲之是自己可控的改字，王舒是自己不可控的改字，王羲之反而改得更不严厉——但这一些状况是不是能够理解为，这两者是宽严之分，并非对错之别？

　　与此相似，其时避忌司马昭的姓名，将昭改作邵或韶，也是经过改易偏旁进行避忌。《揽》文对此的解说是，这些改易偏旁的避忌，字音、字形甚至字义都不同，而揽与览字音相同，所以不合标准。用改易偏旁的办法改字避忌，必定要字音不同才能够吗？

　　公认比较可信的王羲之传世书作（摹本或记载）中，王羲之写过“政”与“征”字：《十七帖》中，有“足下本年政七十耶”；《淳化阁帖》中，有“送此鲤鱼，征与敬耶不”。与此一起，王羲之还会将正月，写成初月。

　　对待这一现象，从宋代起，人们一般以为，这是王羲之避忌祖父王正之名，或许用政、征代替正；或许逃避正字，改用初字。

　　这两种状况，后者“以初代正”契合改字避忌的严厉标准，问题出在前者。政与正，都是“之盛切”，同音。征，《说文解字》“从辵，正声”。这两个字与揽字的状况相同，改字避忌而字音相同。

　　假如依照《揽》文的推论观念，《十七帖》与《淳化阁帖》中的这两段，也应该是伪作。

　　《揽》文欲证明览改揽不契合避忌标准，然后确定《兰亭序》之伪，但一起又不能否定呈现相似状况的《十七帖》、《淳化阁帖》之真，因而解说说，王羲之用政、征代替正，并非是避忌，仅仅同义字之间的假借。其首要理由如下：

　　一是正与政假如作为名词，如正月，就需要避忌，所以王羲之才把正月改作初月，而不能不标准地把正月写成政月。正与政、征假如作为动词、副词，词义能够互通，此刻将正写为政或征，是假借，不是避忌。也便是说，假如词性是名词就要避忌，词性是动词、副词、就不必避忌。已然不是避忌，则同音无碍。至于古人为何只避忌名词，《揽》文以为避忌意图是避忌祖先之名，所以名词避忌要求最严。

　　二是正作为政、征的部首字，好像横、撇、捺等笔画，因而能存其音形而不讳。

　　名词、动词、副词之分，爰自近代，古人用字并无此类概念，怎么按词性避忌？即使今日按词性剖析其时避忌状况，《世说新语》记载，桓温的儿子桓玄，听人提到“温酒”，以为犯了自己的家讳，便以手巾掩泪。此处温酒之温便是动词，相同要避忌。《世说新语》又载，钟繇之子钟会，被他人用家讳恶作剧，说他“望卿遥遥不至”；《南史》载王彧之子王珣，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一句，被人问何不避忌。这儿繇和遥、彧和郁都是字义互通的通假字，并且也都没有作为名词运用，可见非名词的通假字，相同要避忌。此其一。

　　政字的部首，可所以正，也可所以攵；征字的部首，则是彳，正在政、征二字中，并非部首字。这一时期创造的《颜氏家训》载，有避忌云字的人，将纷纭改为纷烟，云之于纭，也相似《揽》文所谓“部首”的一部分，且纷纭并非名词，为何也要避忌？此其二。

　　汉字有多义性的特色，从一个字引申出来，常兼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许多词性，若以此作为是否避忌的根据，不免烦难无据。

　　综上所述，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两次书写揽字，或许并非是为了避忌，也或许增加部首的同音改字避忌办法，在其时是能够的。因而，从揽字的避忌视点，不能推论出《兰亭序》后半部分文本有问题，无法为《兰亭序》真伪添一别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