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褪去所有的形迹时，希望，遇见你，是在自在无碍的旷野，清洁如露水般地对视，真心盛开，而欲望如虫豸退避。一如两千年前乡间的寻常男女。

  安意如于《思无邪》中用空灵的笔触描述了那野有蔓草的乡间里明净双眼的望见。乡村爱情，于常人眼中，是朴实，是寻常，是一种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趋势相区别的纯粹情感。然而，细数那一篇篇的乡村爱情故事，我们不但可以挖掘随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逐渐变迁的乡土文学，更能探讨出现代青年的精神失落与社会断层的联系。

  谈起乡村爱情，在国人眼里，最让人觉得清丽动人的便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了。作为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对自己所熟悉的湘西生活深入细致地直叙，集中精力于小说的意境氛围营造，从而使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淳朴厚重的忧郁美感。翠翠对于纯爱的向往，更是体现了人性的爱与美。“近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是四十多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及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沈从文在《过节与观灯》中这样说道。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盼着节日来到的精神寄托，使得他对这些传统节日和自然风情的诗意描写，给当时处于社会变迁中的读者留下了一个难以奢求的牧歌氛围以及精神寄托之地。这有别于批判性质的乡土文学创作，重新再回到了民族文化之中，从而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

  不同于一心沉醉在乡土抒情文学里的沈从文，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和启发的莫言以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出一个个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和“寻根”色彩。《红高粱》里九儿和余占鳌的故事，已不单单能用“爱情”来形容，唯有“传奇”二字能涵盖。他笔下的人物是高密东北日月孕育的精华，能在高粱地里燃气爱与恨火焰。这样宏伟的故事，书写的不仅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深刻剖析，也是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其间有对生命意识的弘扬，更有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就已经掀起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我们不得已提到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创始人，以批判现实的手法，通过塑造“闰土”、“祥林嫂”等一系列农村里的生活中的经典人物，浓重表现了在社会动荡与变迁之际，中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的生活。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铁屋子”。他以犀利的语句，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愚昧和残酷，试图唤醒在当时麻木的人们。而后，台静农、鲁彦、许钦文等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的现代乡土作家诞生，他们被称为“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在抗战期间，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仍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但孙犁的乡土小说重在塑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之后，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

  改革开放后，乡土文学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视作乡土文学的支流，作家大多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九十年代的文学是在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下繁荣发展的，在这一段时期，各种文学尽显，乡村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徘徊焦虑。例如《秦腔》对逐渐消失的民俗的挽歌，《白鹿原》对迷信顶礼膜拜的批判，《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族的温情追诉，既表现了对乡村风情的怀念，也批判了封建落后的旧思想。

  “新乡土文学”的概念就此提出，顾名思义，“新乡土文学” 也就是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它区别于鲁迅、沈从文等五四以来的传统乡土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鲜明的当下性。“新乡土小说”打破了乡村世界的空间自足性，它仍就保持了对于乡土生活的呈现，这种呈现展示了当代乡村令人震惊的贫穷。第一次，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开始展现。带着乡土记忆的农民的动荡感及隔膜感必然使“新乡土小说”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边界，还可以更为完整地描述巨大的社会变迁所给予乡土中国的深刻影响。新乡土文学在写作方式上更加贴近现代人的思维，但其批判性不如过去那样深刻尖锐。究其原因，新乡土小说作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没机会那么深入地了解乡土文化，但在文学性上追随着早期的作家，从而开启了新的文学时代。

  中国乡土文学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思想方向，一个是思想的批判，另一个是批判的思想。前者是以现代性的启蒙思想来批判乡村社会，后者是以乡村文明来反思现代文明。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

  在现代思想的视野充分映照出乡村社会的落后和愚昧的情况下，乡村迫切地需要现代文明来启蒙和批判，五四时代的作品最显著。当乡村文明呈现的是比现代城市文明与人类更为和谐的精神面貌时，作家们也借对乡村文明的讴歌式书写表达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批判，许多作品都表现出乡村生活代表着一种文明姿态的思想，是一种更亲近的自然观、生命观。

  从鲁迅1920年发表《风波》到今天，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强调媒体属性的格局下，不少经典的著作纷纷被搬上荧幕，成为新的热点话题。然而，作为新青年的我们，在提及乡土文学的时候，闪现在脑海中的不应只是那一段段热播的“乡村爱情”——不能忘了真实存在过的“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与无常，以及“凡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出必可沽酒”的人间桃源。

  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在这个中国乡村社会得到众多批判性争议的年代，无论是体制还是文化，我们都应该注入建设性的思想，做出改善。唯有如此，乡与城之间才能携手进步，乡村才能逐渐迎合时代的发展。